《一個橡膠巨頭、黃犁大亨的傳奇》（陳嘉庚& 李光前）系列三 ：战乱与和平的曙光

率先垂范的社群领袖

陈嘉庚和李光前不仅是成功的实业家和商业巨子，在人格品行上亦堪称典范，是当年备受人们尊崇与敬佩的社群领袖。他们两人也善用自己在社会影响力，在本地和海外创建了民间团体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会馆和高等学府等，力求进一步改善社会、造福社群。

1. 呼吁团结 动员大众

陈嘉庚曾是新加坡多间华商会所的核心领袖，包括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福建会馆、怡和轩等。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势在必行，而本地华商会所也同样亟待现代化。陈嘉庚认为，本地华社中的各个方言社群应和睦团结、共谋福祉。此外，他身体力行，带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筹集赈款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他相信，中国若要强大，持不同方言的社群和众多帮派必须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在当年的新加坡，福建方言社群占华族人口的多数，因而在中华总商会里享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然而陈嘉庚却认为，凡总商会之会员都应享有平等权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商会为全星商人集合机关，似可不必于会董中划出帮别。”

陈嘉庚在有生之年未能说服中华总商会，使之走上民主改革之路，是为遗憾。但值得庆幸是，他成功地带领了新加坡福建会馆，把福建会馆塑造成为一个竭力支持本地教育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机构。当年的怡和轩虽是一个以福建籍商人为主的社交会所，陈嘉庚仍力邀不同籍贯的华族商人加入。陈嘉庚于1923年担任怡和轩的主席，这间商人社交会所自此成了一处唤醒人们抗日爱国意识的平台，也成为陈嘉庚筹款抗日救亡的行动总部。

2． 筹募资金 抗日救亡

陈嘉庚虽长期居住在新加坡，但他对中国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仅回到家乡建校办教育，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他更发动新加坡华人社群，多次募集赈款，为祖国救灾济难。1938年，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这个组织不仅筹措款项支援中国，还号召和组织了一批自愿人士，到滇（云南）缅公路协助运载军需和医疗物资进入中国。这批自愿人士就是后来人们常提到的“南侨机工”。

陈嘉庚早自1928年“济南惨案”即开始领导筹赈祖国的活动。在“济南惨案”中，中日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死伤。陈嘉庚认为，逢此国难之际，海外侨胞理应出手支持。当时他发动了“山东惨祸筹赈会”，在短短3个月内筹集款项达100余万元（国币）。

陈嘉庚接着领导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多次筹款活动。随着“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成立，陈嘉庚发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参与筹款捐资，以支持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在1937－1942年间，东南亚华侨的捐款总额达5,500万元（国币）。中国当年各党派的政治领袖都对陈嘉庚推崇备至、敬佩不已。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中国访问期间，先后会见了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国共两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

1．0 战后重建 仁风济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光前自美国返回新加坡，随即受殖民政府之委，出任本地经济复兴筹划工作的顾问，后被特聘为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光前受英国人信任的同时，仍秉持一贯的原则，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某些不符公众利益的政策，包括计划减少对华校经费资助的政策、歧视马来亚华族的《马来亚联合邦宪制》草案等。

在战后的日子里，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思潮席卷亚洲，新加坡的面貌也随之日益改变。面对这样的时代大趋势，李光前提倡的是“促进社会服务事业、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理念。他发出呼吁：“东南亚的有识之士应寻求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他们应相信渐进式改革的好处。(变化)已在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发生过激的变化。”

李光前富而思进、扶危济困，他的善举德行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楷模。面对天灾造成的损失，李光前呼吁整个华社参与筹款赈济灾民，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为1953年芽笼大火和1961年河水山大火的灾民所提供的资助与救济。李光前不但不吝捐输，而且还会亲临灾区慰问灾民和协助救援工作。除了应付社会危机的举措，他也出资协助社会福利团体，如医院、体育设施、托儿服务中心等。

此外，李光前也捐款给许多民间团体，包括资助新加坡福建会馆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基础建设。这些会所都是新加坡商人集会议事的主要场所，在战后新加坡经济迈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 惠泽桑梓 造福社会

上世纪50－60年代初，李光前分别以团体或个人的名义，继续为社会慈善事业尽心尽力。他曾受委为社会福利部会长（即现在的国家福利理事会），并成立李氏基金以进一步推动新加坡社会的慈善事业。人们永远缅怀李光前对教育的热忱和贡献。李光前是首位向殖民政府提出创办一所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倡议人，其后也为位于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的建造捐出款项。

李光前一生热心教育。他捐给图书馆的款项用途明确，即为公众提供免费图书馆服务，让年轻一代新加坡人有了接触知识和享用学习资源的机会。此外，李光前曾慷慨捐助马来亚大学（即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是南洋大学的主要赞助人。在南洋大学的筹建期间，为鼓励社会公众踊跃捐款，李光前承诺捐出相当于公众募捐总额百分之十的款项。李光前在促进本地教育方面身体力行，为社会树立起共襄善举、同舟共济的良好风气。

然而李光前很清楚，社会慈善事业绝非一人一时之举，而应成为社会中一个长久经营的事业。本着这个信念，李光前设立了李氏基金，使慈善公益事业机制化。长期以来，无论经济大环境如何变迁，李氏基金都不分种族、宗教、一如既往地为本地民间文化、教育、慈善和公共团体提供长期资助，维护并延续了李光前扶贫济困、烛照民生的美德。

****下系列（四）（待续）：一种传承及不灭的精神
细节：

永垂不朽的

李光前与陈嘉庚

参考资料来源：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The Legacy of Tan Kah Kee & Lee Kong Chian
http://www.thelegacy.nl.sg/chinese/exh_community.html

更多资料，请查询：
电子模拟展览: http://www.thelegacy.nl.sg/chinese/exh_virtual.html

重温：

系列二：振兴教育。发展社会

http://elsontiow.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07.html

系列一：初认

华侨银行与南洋商报的传奇人物

http://elsontiow.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23.html

《一個橡膠巨頭、黃犁大亨的傳奇》（陳嘉庚& 李光前）系列二

第一系列曾为大家初步介绍李光前与陈嘉庚。由于笔者的电脑损坏了，电脑内的一切资料与照片都消失了。原本想着放弃之时，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努力之后， 笔者终于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网站找到展览会的来源。更是与展览会一样的资料。

好了。二话不多说， 在这第二系列里，笔者将讲述陈嘉庚与李光前对社会、教育及慈善等贡献。

岳婿协作 如虎添翼

1920年，李光前迎娶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从此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家族的生意，富商通过子女与公司雇员结婚或与商业伙伴联姻来巩固彼此的商业联盟关系，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华族社会很普遍。李光前和陈爱礼婚后共育有6名子女。

兴教办学的倡导者

事业有成的陈嘉庚和李光前，一向秉持“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古训。他们身体力行、慷慨捐输，大力兴办教育与公益事业。他们的高风善举，为本地的慈善事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他们一生热心于教育，尤为推崇现代教育。他们深信着，现代教育能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培养可用之材，使民生不断改善，社会不断繁荣、充满生机。

1 陈嘉庚历年慈善捐赠：

1906 参与创办新加坡道南学校； 1906 参与创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10 出任道南学校董事部总理； 1910 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该会旨在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1912 参与创办新加坡爱同学校； 1913 在中国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学校； 1915 创办新加坡崇福女校（今崇福小学）； 1917 创办集美女校； 1918 资助创办新加坡南洋女校（该校于1930年成为女子中学）； 1918 领导筹建新加坡首间华文中学； 1918 受英殖民政府委任为太平局绅； 1918 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 1919 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侨中学”。该校为东南亚第—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 1919 捐献3万元给英华学校的物理及化学基金； 1920 创办集美医院； 1920 创办集美水产学校。该校于1927年成为水产航海学校，完成陈嘉庚为家乡集美提供渔业和航海教育的心愿； 1920 创办集美女子幼儿教育师范学校； 1920 创办集美商科学校； 1921 在中国福建厦门创办厦门大学； 1922 在集美创办一间科学馆； 1923 创办华文报刊《南洋商报》 1923 出任怡和轩总理。怡和轩是本地华人实业家的一间私人俱乐部。 1924 在新加坡领导“闽广二省救灾筹赈运动”。此次筹款运动共筹得善款5万元，其中陈嘉庚本人捐出5,000元； 1924 在集美学村设立教育促进局，慷慨捐资以助当地学校的运作； 1926 创办集美农业学校和国学专门学校。此两所学校在创立后不久并入厦门大学； 1927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设立教育改革委员会，以改进该会馆支持本地华文教育的工作； 1928–1929 领导“山东惨祸筹赈会”，为 “济南惨案”灾民募集赈款，共筹得善款134万元。1928年5月3日，中日军队于中国山东济南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1929 当选为天福宫福建会馆会长（陈嘉庚后来将该会馆改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在该会馆增设教育组，以管理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和崇福女校，并向其他八所学校提供资助； 1929 为莱佛士学院的创办捐款10,000元。该学院于1949年改名为马来亚大学，后于1962年改名为新加坡大学； 1937–1942 领导“星华筹赈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为受日本侵略战争影响的灾民募款，共筹得善款国币55亿元； 1939 组织南洋华侨志愿司机和技工（即“南侨机工”），到云南滇缅公路协助中国运送抗日军需物资； 1939 创办南洋华侨水产和航海学校； 1941 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1941 受委领导“新加坡华侨动员总会”，帮助组织抗日民防工作； 1947 将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改组为南侨女子中学； 1950 监督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扩建工程； 1959 在厦门创办华侨博物馆； 1960 倡议在中国北京兴建一间海外华侨历史博物馆，并为此捐出50万元人民币。 2 现代教育 振兴良方 陈嘉庚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个人经历认为，要使中国和新加坡两地的华人摆脱贫困与无知，最关键的办法就是兴办现代教育。他躬行实践，不仅自己慷慨捐款，也同时致力唤起社会团体和社群领袖的办学意识。 他开始在中国的集美和厦门兴教办学。他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为两地学子免费提供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府的一整套学校教育，其中也包括师范和职业教育。陈嘉庚的宏愿是通过提供系统化教育，向年轻一辈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并使之掌握工业化时代必需的知识和技术。 在新加坡，陈嘉庚也同样致力于教育的推广。他参与创建多所小学，并为本地华族学子开办了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在兴教办学的过程中，陈嘉庚打破了方言帮派的藩篱。他相信新加坡整体华人社会将从教育中受惠，并能够进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3 力排万难 倾资兴学 尽管当年经济处境维艰，陈嘉庚仍坚持要在中国创办一所大学。面对向外筹集资金不易的困境，他毅然独资办学，终于在1921年建立了厦门大学。在随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陈嘉庚即使在生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提供经济资助。 随着他的商业王国规模的日益萎缩，陈嘉庚把大部分生意股份转给李光前，同时把一小部分生意交给陈六使，条件是两人同意将日后盈利的30％用于资助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陈嘉庚竭尽全力经营厦门大学，但仍无法独力支撑。最后他把大学交给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厦门大学遂改为国立大学。 1950年陈嘉庚回到中国定居后，仍继续强调教育对构建新中国的关键作用。 1 李光前历年慈善捐赠： 1918 出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部董事； 1927 出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董事会理事； 1929 捐助新加坡女子学校； 1933 捐助圣婴德兰女校； 1934–1955 出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并于1949年说服该校校长推行双语教育。李光前为该校贡献良多，包括增建科学楼、运动场、教员宿舍和国专图书馆（以其父命名）； 1935–1955 出任中华游泳俱乐部会长； 1938 创办国专女子学校（现已并入国专长老会中学）； 1938 在中国家乡芙蓉创办国专小学； 1939–1940 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1941 捐款10万元资助在金炎路设立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1943 在家乡南安芙蓉创办国光中学； 1946–1947 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1949 在家乡芙蓉的国光中学内开设两间诊所； 1949 在两年内（原定在15年内）向马来亚大学基金共捐赠25万元。1951年，李光前又捐出25万元以助大学设立图书馆，并促进大学在东方人文学与科学领域的研究； 1950–1954 向陈嘉庚创办的学校提供经济资助，包括厦门大学； 1951 在家乡芙蓉设立南安县国光医院（今泉州市国光医院） 1951–1952 出任同济医院主席，计划了同济医院的购地工作，让医院永久拥有院址。同济医院是新加坡一间为公众提供免费医药服务的中医院； 1952 拨出350万元设立李氏基金，专事资助文化、教育、慈善和公益事业。 1953 向政府提出“开设双语和三语教育，对不同语言源流的学校一视同仁”的建议。殖民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纳入教育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政府为新加坡制订了统一的教育制度； 1953 捐献37万5千元给国家图书馆，条件是建设一间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1953 承诺向南大建校基金捐出一笔相等于民间捐款总额10％的款项。迄至1957年，新加坡公众共捐建校款项1,000万元，李光前随即捐出100万元； 1953 捐出30万元设立光华学校； 1954 在华文中学的学生示威抗议“国民服役法令”期间，参与调解英殖民政府与学生之间的争执。后来李光前出资3万元，聘请女皇律师出庭为被捕学生辩护； 1955 捐出3万元在马来亚巴生设立回教学院； 1957 获柔佛苏丹颁授柔佛”拿督” 勋章； 1957 赞助乌马·普拉瓦淡米尔学校75％的建校费用； 1958 出任新加坡社会福利部会长（今国家社会服务理事会）； 1958 获颁马来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的荣衔； 1959 获吉兰丹苏丹颁授吉兰丹高级拿督勋章； 1959 捐款给英国李约瑟研究学院。该学院专注于东亚科学、技术和医药的研究； 1960 获柔佛苏丹颁授高级拿督勋章； 1961 慷慨捐款救济受河水山大火影响的灾民。在上世纪50－60年代，李光前多次捐款救济甘榜大火的灾民； 1962–1965 出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1962 捐款100万元，资助新加坡大学医学院的建校费用； 1963 捐款20万元，助中国华侨大学建造陈嘉庚纪念堂； 1964 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颁赠授PMN荣誉勋章； 1964 捐款20万元，资助社会福利部总部大楼的建造费用； 1965 捐100万元给新加坡医药发展基金，以助该基金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内设立专科医药学院； 1965 获新加坡大学颁授荣誉博士荣衔。新加坡大学藉此表扬李光前为大学所做的一切工作、以及他在促进人文研究和教育方面的贡献的一种肯定。 新兴国家 教育先行 李光前出身寒微，这更使他对“教育能改善人生”这个道理有着更深的感受。曾立志成为工程师的李光前，非常清楚科学对现代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李光前对具备双语能力所带来的优势也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在战后大力提倡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 李光前曾在新加坡和中国两地学府接受中英文教育。他早年上的一间学校是新加坡淡米尔人的英文学校，在那里他接触和认识了不同族群的同学。这段经历塑造了李光前坚守一生“尊重多元族群”的意识。李光前一生中曾慷慨资助过多所英文源流学校，包括马来亚大学（后改名为新加坡大学）。他曾引用这样一句马来谚语：“要想有好稻米的收成，就必须插下好的秧苗”。在李光前看来，要使新加坡在教育上获得好“收成“，我们就必须走出华校，向其他的学校伸出援手，让社会上更多人受惠于教育。 与此同时，李光前也深悉本地华文源流学校的传统运作，以及他们面对的多层隐忧。他针对战后华文学校日渐式微的事实，直言批评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他同时呼吁政府和民办学校共同推行双语教育，以求培养出适应新加坡新兴经济发展与需求的栋梁之材。 3.华文教育 屡临困境 战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尤其在1953年－1956年期间，在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本地学生政治风潮日益频繁。尽管李光前没有义务解决这类事件，在1954年5月发生的学生示威抗议事件中，他还是亲自出面与学生谈判，促请学生不要因此而断送了华文教育的前途。 当年的华文学校普遍面临财务危机，没有足够经费聘请素质高的教师。然而，1953年的教育白皮书则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聘用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教师。这就在无形中给人们留下了“华校比不上英校”的负面印象。李光前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华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一道，建议政府在本地中学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并对四大语言源流学校一视同仁。 当年华文源流的学校既受反殖浪潮的鼓舞，也容易被共产思潮所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校学生于1954年占据华侨中学校舍，抗议殖民政府的“国民服役法令”。在这些学生看来，此法令强迫他们捍卫一个歧视华人的殖民政权。 抗议行动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李光前从国外赶回新加坡，希望能从中调解以缓和局势。在李光前看来，学生们的暴力行为损害了华文学校的社会形象，可能会导致英殖民政府关闭华文学校。学生们后来并没有听从李光前的劝告，但他们对李光前的诚恳关心都心存感激。尽管李光前并不认同学生们的过激政治诉求，他还是出资3万元，聘请女皇律师出庭为被捕学生辩护。 ****下系列（三）（待续）：陈嘉庚与李光前对社会、中日抗战所作出的贡献 细节：南桥机工、河水山大火、抗日 参考资料来源：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The Legacy of Tan Kah Kee & Lee Kong Chian http://www.thelegacy.nl.sg/chinese/exh_community.html 更多资料，请查询： 电子模拟展览: http://www.thelegacy.nl.sg/chinese/exh_virtual.html